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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芸:六部口街14号的来访者“记忆重现”征稿

  记忆是私人的,即使昨日发生的事,不同的人也会得出面貌各异甚至完全相反的描述;记忆无疑又是公共的,某件事发生之后,进入众人的目光与心灵,便无法再被抹去。记忆属于过去,也属于把它激活的现在,更属于所有的草灰蛇线变得日渐确证的未来。从2017年第3期开始,《天涯》新增非固定栏目“记忆重现”,深入挖掘、展现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回声,让个人命运与历史波动之间的共振与摩擦,以一种具有细节温度的方式呈现,让我们在回望历史记忆的同时,发现当下,对未来进行更有指向性的展望。

  六部口处在北京西城很中心的位置,从胡同口出来,对面是电报大楼。往东是著名的六部口邮局,据说它比我的年纪大,历史悠久。再过去是一家摄影器材店,也是一家老店。往西是热闹的西单,途经首都电影院和鸿宾楼。

  某一个夏天的傍晚,我散步时,刚好看见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,她很有气质,身着花格连衣裙,坐在电影院的花坛前,正给一位老外讲“首都电影院”和“鸿宾楼”这两个郭沫若的题字。

  隔着一条长安街,斜对面就是府右街,那条街上一溜中南海的红墙。六部口的交通中队很有名,府右街的消防中队也很有名,而这两片地区共管的派出所同样很有名。所以说,六部口街是府右街的邻居,我们是名副其实的“皇城子民”。

  法国总统密特朗喜欢北京的胡同,有一年来华访问,专门到我们家这一片来参观。他流连忘返在绒线胡同的青砖灰瓦之间,赞叹不已,久久不愿意离去。

  屋顶长枯草,灰墙爬绿藤,地面有青苔,院里养肥猫……这就是我们14号老院里的景象。

  街上的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,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,臃臃肿肿,帽子、围脖、手套,全副武装。

  北风呼呼地,那个吹……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钻。归途中,骑着车的人们头顶风,脚下急忙地加速快蹬。

  梅兰芳的女儿梅宝玥穿着一件大棉背心,头上扎着三角围巾,朝我们家走来,她也住在西城,离我们家不远。她常在胡同里笃悠悠地溜达,有时候进14号里来坐坐,有时候只是路过……她已经微微发福了,走起路来稳稳当当,有着标准老北京“大奶奶”般的端庄。打扮很普通,像邻居大妈,眉眼之间一看就是梅兰芳的女儿。她跟我姑姑年纪相仿,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。

  我小时候,我爷爷刚从秦城监狱回家,宝玥的妈妈福芝芳来过我们东城南竹竿113号的家。“文革”后,那个院子被占了,成了大杂院。福芝芳老太太坐着梅家的黑色大轿车,进到胡同里显得十分扎眼。我记得,老太太一身中式黑衣,头发向后梳成背头,前额光溜溜的,气宇轩昂。她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来,儿子梅绍武、儿媳屠珍常陪着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老太太带来一对漂亮的孙女,她们一进屋子,就叫:夏爷爷。福芝芳老太太很义气,很江湖,又很讲礼数,从来不空着手来,有一次是带来一盒上海的华夫饼干。那时候,上海的东西最时髦,那个奶黄色的长方形饼干铁桶,我始终忘不了。当然,梅夫人走进院子时“大姐大”的神情,和院里“革命群众”的异样目光,我也忘不了。那时候,我们家并不是自由的,胡同里经常会出现监视我爷爷行动的人。

  所以,宝玥跟我们的人都很熟,她是来“串门”的,不用事先打招呼,直接按门铃就进,有人就多聊聊,没人就少聊会儿。基本上都是聊猫,她跟我爷爷聊;跟我爸爸说得最热闹,因为他们俩都是养猫专家;她跟我也聊过,好像是她说她家的猫,我说我家的猫……如果没有记错,我们家从他们梅家“引进”过一只白猫。

  直到我看到一则言慧珠与梅宝玥的老故事,才把这位猫奶奶的形象做了部分的剥离。当年,言慧珠为了进梅府学艺,给梅家千金讲故事,哄得宝玥离不开“言姐姐”,于是,得以入门拜梅兰芳先生为师。

  后来,事情听得多了,才知道这类情节剧在很多宅门都上演过,只不过有的是喜剧,有的是闹剧,也包括在我们家。毕竟不会都像言慧珠只为拜师这么单纯,有一些人是动了心机的。

  有人曾举了一位女名流的例子,刻薄的说她想接近叶()家,先认识了戴晴,然后再通过戴晴搭上叶向真(凌子),完成了从假公主到真公主的三级跳过程。

  叶向真有一个时期正热衷做电影导演,她几次登门来拜访我爷爷,态度很是谦和,完全不摆公主的架子,见到我,一个小孩子跑出来为她开门,也同样是笑嘻嘻的打招呼。

  我爷爷给她递三五牌香烟,她说自己有,掏出了一盒细长的绿摩尔女士雪茄,抽着烟,开始跟我爷爷聊她的新片子。

  作为电影导演的凌子,在当时是极具先锋性的。她的《原野》挖掘了曹禺名著的再生价值,突破了那个时代的人性禁区。她的特殊身份帮她超前的完成了这一题材,但也使她的创作长期被电影界忽视,这是不公平的。她是的女儿,同时,她还是一位有着个人成就的电影导演。

  1960年7月下旬,周恩来在香山宴请电影界朋友,左起:周恩来、陈荒煤、林杉、夏衍。

  长在宅门里的小姐,如我姑姑和梅宝玥们,跟现实社会是有着一段距离的。良好的教育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洞察人心。

  1995年,我爷爷临终。在北京医院的厨房里,赵朴初的夫人陈邦织老人一边洗着碗一边对我讲:“你爷爷要走了,你伤心吧,你爷爷这辈子真不容易啊,中受了多少罪,那么的坚强,活下来了……赵朴老当时是被保护起来的。”

  正是因为“文革”中在秦城监狱“损目折肢”的惨烈经历,使我爷爷在1977年后复出显得格外受人瞩目,在文艺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。

  1980年代,是一个从1970年代末延续下来的笼统概念,现在的很多说法赋予了它一定的迷幻色彩,其实就是全社会的人性复苏。

  1979年1月27日的农历大年三十,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。我被大人们用我爷爷的请柬带去参加了这场联欢会,因为晚上爷爷不便出行,没有去,听我们回来的汇报。就是在这场人民大会堂的舞会上,我亲眼看到王光美和陆定一的出现,这是当时重大的政治信号。王光美在那一天的舞池里还跳了几曲交际舞,很多“牛鬼蛇神”都是在那天的翩翩起舞中迎来了生命的又一次春天。

  拨乱反正,老将们出山了。周围迅速地集结起了新的力量,老干新枝,文艺界一片繁荣。

  每到周末,我们家最热闹的事情,是各路英豪要来拿内部电影票,票被一打一打地取走。当时美国过路片是稀罕物,每次放映仿佛是一场盛事,我姑姑和她的闺密们是积极的组织者。我第一次看《星球大战》就是在地质礼堂,乌压压的人挤满了一个礼堂,目标集中地盯着一块黑乎乎的小银幕,那天的翻译是我姑姑的朋友吴甘美,她平时说话的语速极快,英文极好,后来听说去联合国工作了。她的爸爸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大琨。

  我爷爷说过,他的朋友是“三教九流”,伴随着“文艺的春天”,枯木逢春的老友们又使他的周围热闹了起来。“文革”以后我们搬过两次家,院子越换越大,人气也越换越旺。我爷爷和冰心是同年同月生的“老姐弟”,又同为猫友,再加上巴金的生日也在金秋,所以每年的这个季节京沪两地互为拜寿,蛋糕、鲜花不断,好不热闹;一场“浩劫”使“四条汉子”剩了三条,情谊厚重。晚年周扬缠绵于病榻,我爷爷去北京医院看望时,两人对视,周扬情绪激动,双目流泪。“二流堂”的聚会更是一年不止一次,但“重阳节”我爷爷阴历的生日那天是固定相聚的日子,“一流人物二流堂”,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,我爷爷喜欢他们,他们一来,嘻怒笑骂,我们的院子立刻喧哗起来。钱锺书、杨绛夫妇是单独上门的,从不呼朋引类,进了我爷爷的房间,夫妇俩便开始争先恐后地讲话,气氛很热烈。我爷爷尊重钱杨,他说过:“别人捧钱锺书,我却偏要捧杨绛。”电影界的人更是常来常往,其中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,只要他们中来上一位,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个角落。

  随着“伤痕文学”兴起,大家都沉醉在“满园春色”的微醺里。一批中青年作家成了我们家的新客人,他们有才,而我爷爷是出了名的爱才。

  其中有几位女作家格外活跃、出众,让我从小怀揣上了“作家梦”。比如写《人到中年》的谌容,小说写得好,人也非常能干,做得一手好川菜,她专门请我爷爷去吃过一次她亲自下厨的家宴。

  我们家当时亟待解决的是住房问题,全家三代人挤在南小街院子的一排北房,我爷爷在客厅里睡觉、吃饭、工作、待客,厨房只能挪到户外的廊子上。由于拥挤,我姑姑一家依然住在她自己的社科院宿舍。对外友协的王炳南会长给我爷爷配备了司机,而我爷爷的工作性质跨界,秘书的安排尚未到位。因此,这些暂时的不便,给我爷爷在出去开会和参加活动等出行问题上,带来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。

  这一切,被一位有心的女作家看在了眼里,她开始逐步跟我们家熟悉起来。同在文学圈,她自然是知道李子云做过我爷爷秘书这层关系,所以李从上海来,她一定要赶来聚首,一见面,就“子云,子云”地叫得亲热。

  我姑姑和李子云是两个特爱美的女人,这姐儿俩只要在一起唧唧咕咕的永恒主题就是穿衣打扮,我爷爷对此习以为常,甚至放任娇纵。于是,在我们家那个不够宽敞的客厅里,又加上了来凑热闹的女作家。

  物资匮乏的年代,每逢有人出国,大家都会互通有无一番,尤其是女性们。那一年,李子云要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,女作家专门从家里拿来一条金光闪闪的长项链帮李子云配服装,她得意地渲染着气氛说:“这条项链,我在北大上学的女儿带上,去参加舞会,可风光啦。”李子云看了看,笑笑,谢绝了:“我个子小,不般配,带上它像披枷带锁。”

  李子云是非常会打扮的人,衣着总是很得体,她喜欢引用英国女王的穿衣法则,一个人的身上不要超过三种颜色。

  三个女人一台戏。挤进这个私密的小圈子,似乎离撬开我们家的大门前进了一步。

  但是,女儿毕竟不是那女作家的终极目标,老人家才是重点。复出后我爷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杂文,他想结集出版,起了个书名《杂碎集》,大家都觉得老人家想出来的这个书名太另类,女作家也附和着“大合唱”:“夏公啊,不好,不好。杂碎,像破烂似的……”我爷爷高兴地笑笑,说:“我觉得好,杂碎有什么不好,上海的盖浇饭,我就很爱吃呀。”其实,大家谁也不是真心反对,都是为了哄老人家开心,跟他抬抬杠而已。

  时机成熟了,女作家主动提出:“夏公腿脚不好,现在出席活动,身边没有人陪他,不方便。文艺界以后有什么事情,我来陪夏公去……”

  最后,女作家的公关计划并没有实现。还没等局面失控,我们就搬家了,换成了一座独院。我姑姑重新回家来住,主要负责照顾我爷爷的生活。很快,我爷爷的新任秘书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调了过来。

  事情过去多年以后,我听说一位经济界的泰斗家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。他家一个沾亲带故的远房,经常参与他晚年的事物,搞得他的老伴儿不胜其扰,对我们家的人发牢骚说:“你们文艺界的人怎么那么活跃呀!”

  可不是嘛!我们家领教过的。我爷爷刚刚去世不久,有一次,全国文教宣传系统的干部来京开会,正好在我们家长安街的对面。这位活跃的远亲招呼他们,自作主张地说:“你们想看看老北京的四合院吗?我带你们去夏衍家!”结果,他们三五成群,完全不打招呼,敲门就进。爷爷走后,我们家的门禁已经不那么严了,我姑姑面对这种来势汹汹的阵势,一般是不会说“不”的。

  神通广大的人总是很有办法,当那些往红墙里给总理办公室写信的轶事,从一张口吐莲花的嘴里被眉飞色舞地讲出来,我们这些“子民”只有“弹眼落睛”,发呆发傻听着的份儿。

  我爷爷的二姐沈云轩老太太,是我们上海瑞金一路袁家的老祖宗,她跟我爷爷两个人继承了沈家的长寿基因,活到102岁高寿。她有一位非常有出息的女婿程树滋先生,是华尔街的银行家,美洲银行的高级副总裁。

  程先生最后一次回国,给我讲了一些故事。1948年前,他作为中美交换生赴美留学,后来,他的未婚妻,也就是我的表姑妈袁玲华经香港,去美国与程先生团聚结婚。这期间,程先生问我爷爷:“娘舅,你说我要回来吗?”面对这位未来外甥女婿的提问,我爷爷的回答是开放式的:“这个……就要看你自己的想法了。”

  我爷爷讲话有着自己特有的幽默,他会给杨刚起外号,叫她“浩烈之徒”;也会对着郁风说:“此风不可长。”他知道胡考从干校回京后,寄居在竹竿胡同的小平房里,终日不见阳光,就开起了玩笑,说胡考是躲在“阴暗的角落”里。那一代文化人的欢乐很多都来自于相互的揶揄,尤其是在“二流堂”。

  但同时,他说话很“入骨”,有个性。上海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来拜访,冲着他大声地说:“夏公啊,我们来看你!”他眼皮都没抬地回了一句:“你小声点,我不聋。”

  他常会在不经意间甩出一句话,“豁一记翎子”,听话的人接不接得住,就要看各人的悟性了。

  上海人,尤其是老上海人,都懂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向张乐平儿子阿四夫妇请教这句话的典故,他们说,很可能是源自传统戏曲的“翎子功”,演员头顶上戴的翎子,当情节发展到某些不能言传的地方,用翎子去点一下,台下的观众马上心领神会。

  陈荒煤曾经的一位秘书在她的书里写到我爷爷:“好多年前,当我因为一些问题满怀困惑和委屈地去向夏衍讨个主意的时候,他先是一语道破其中的缘由,然后笑着摇头:‘根本就不要在意这些了,还是多读些历史的书吧!’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化解复杂的问题。”

  她所说的问题,如果不是牵扯到荒煤,我想,恐怕我爷爷根本不会安排这次谈话。

  荒煤跟我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,他经常来我们家,却很少带秘书。这位Y秘书当时非常年轻,文艺女青年的打扮,梳着一头长发,一直是社科院文学所的秘书。她热爱文学,崇拜大作家,因此,给荒煤做秘书正逢其时。

  她到我们家来只有可数的几次,在我印象中,单独跟我爷爷说话应该不会超过两次。

  第一次,荒煤回京恢复工作不久,Y秘书跟着他去了一趟上海,结识了李子云。我们家在上海根深叶茂,爷爷对袁家他的二姐感情深厚,非常关心老姐姐的生活起居。大概是李子云把一些袁家的情况说给Y秘书听了,当然其中有些是家长里短的琐事,Y秘书可能是觉得为了老太太的身体健康,自己有资格有责任充当中间的传话人,就跑到我们家来说给我爷爷听。

  事情不大,但是我爷爷对此有态度,他在给李子云的信中说:“我姐姐家里的事,很复杂,我不好发言……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”这之后,李子云很注意不把我们的家事讲给外人听,她说:“你爷爷会不高兴的。”

  第二次,就是让Y秘书“苦恼交困”的那一次了。这是一场电影界的轩然大波,从“长影”传回北京很多闲线年代初,文艺界的形势仍旧很复杂,几股力量正在胶着、对峙、博弈,有股势力想借着这些涉及到Y秘书的传言,把刚刚出来工作的荒煤再次掀翻。

  我爷爷心里当然很明白,这件事处理不好会有损于荒煤的形象,他视荒煤为“风雨同舟”的老友。我爷爷和文艺界老人们出来说了话。

  从长春回来之后,Y秘书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赶到我们北小街46号的新家,我爷爷事先是知道她要谈什么内容的。

  虽说是新家,但依然局促,我爷爷的卧室兼书房,实际是个“老虎尾巴”两头通的走道。

  Y秘书一来,顾不得寒暄,一进屋,她就赶紧把房间的门给关上了,一关就是一个小时。这可让我爷爷的秘书很为难,她等在外面,急坏了,不知是不是应该去把门打开。

  我们家里人都知道,爷爷抽烟很凶,屋里空气长时间不流通,对老人家的身体不好。

  我很诧异,这位Y秘书的“来头”好大,那间屋子平时来再大的人物,谈再重要的事情也是不关门的。

  我爷爷没有正面解答Y秘书的问题,却告诉她要多读书,多读历史的书……这就是他的“豁一记翎子”,而且是语气很重的“翎子”。我想,Y秘书不明白,荒煤会明白,此后,Y秘书很少出现在我们家的视野里。

  荒煤后来组织关系回到文化部,他没有带Y秘书过去。文化部正式给荒煤派了秘书,一位上了岁数的女同志,我在不同场合见过多次。

  一位从1950年代就开始在文艺界大人物身边工作的F秘书,到了1980年代失宠了,被领导的夫人罢免,回到机关单位,F秘书很是失落。她可以说是我爷爷他们看着长大的。

  她跑到我爷爷这儿哭诉:“夏公啊,您知道的,过去连贺敬之都叫我大小姐的,现在这些人就这么对待我……”我爷爷手里举着一支烟,听着不说话,忽然,他问起来:“××,你今年多大了?”F秘书嘟囔了一句,接下去是冷场,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她被我爷爷豁过来的这记翎子,给问懵了……

  这位F秘书同时还从事写作,她出了本集子,想请一位熟识的评论家写篇书评,过了几天,又赶忙打电话去,说不要写了。原因是她送书给周扬指正,周扬翻了翻,给出了三个字:概念化。

  也是在我爷爷的“老虎尾巴”,他的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女性,她在哭泣……回家吃饭的我,像往常一样冲进爷爷的房间,正想跑过去说话,却被这一幕搞傻了。

  她看见我,也收住了话头,我爷爷马上说:“没关系,没关系,是我的孙女放学回家……”我赶忙从另一个门出来,去到客厅老实地等着。

  章含之继续说起来,并不顾忌我们外边的人,她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,听起来好听、委婉,她很会说话。

  十二点了,厨房里端来了爷爷的午饭。章含之起身告辞,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我这时候才看清楚她,她穿了一身黑,上身是一件烧花丝绒的中式对襟夹衣,脚上蹬了一双老太太穿的那种女式绒布包头鞋。她在女人里算是长得很高的,中年以后腰背显然厚了,体态有些沉重。

  新寡的她,十分憔悴,满脸的皱纹,看不出有多漂亮,这可能是她处在人生低谷时的缘故。

  这身黑丧服选择到位,衬出她苍白的脸和红肿的眼睛,显得楚楚可怜。她客客气气地跟我们意思了一下,走出了客厅。

  几天以后,章含之写来了一封关于乔冠华丧事意见的信,是她的字迹,署名为:章含之、乔宗淮、乔松都。信纸上的笔迹被她的泪水浸湿了。

  之前,在北京医院,她是个受欢迎的活跃人物。卷曲的烫发上扎了一块花手绢,趁着乔老爷午睡时间,教医生、护士们英语。她有很好的厨艺,做的鸡粥,我印象深刻。用鸡汤熬白米粥,热油最后要在鸡茸葱花上“滋”一下,跟一般的广东粥做法是不一样的。

  之后,我在她史家胡同的家聊过两次天。晚年的她,打扮得花枝招展,每次都侃侃而谈,兴致盎然。话题当然是离不开老乔、红墙等陈年往事。

  李子云不愿意拿章含之跟龚澎做比较,她对龚澎是一百一的推崇,她形容龚澎是名副其实的“女高干”,气质和气场,不是后来者所能比较的。

  我想象不出这种气场有多大,有一件小事可略见端倪。1950年代初,我爷爷赴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,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,某晚,龚澎来找我爷爷聊天,谈的可能是关于战事,外交上的有些情况让她焦虑。她走后,第二天一早,我爷爷出门要穿大衣时,发现变成了一件女式的……于是,赶紧让秘书打电话给龚澎,让司机把大衣给换回来。

  我爷爷有一次跟我闲聊,他说:“乔宗淮是我名义上的干儿子,是龚澎托给我的……”“那你管过他吗?”我问,他回答:“我自身难保,管不了了。”

  我爷爷也有管到底的人,在我的记忆里,一位是郭沫若的安娜夫人,一位是杨度的女儿杨云慧。

  我爷爷看了章含之撰写的怀念乔冠华的文章后,曾说:“老乔晚年还是有福气的……”

  章含之和乔冠华的爱情故事,并不是他们俩独有的,只是相伴十年的幸运不会降临到每一对情侣的身上。

  上海,淮海路沿线。诺曼底公寓的后面,早年间住着一对父女。父亲是红学专家、昆曲专家,也是一位高级统战人士。女儿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,就读于圣约翰大学,是圈子里有名的英文才女。

  他们的家是一幢三层小楼上的二、三层加一个露台,及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亭子间。三楼上去,露台上出口的地方,还有一个兼洗衣房功能的晒衣间。

  二楼是客厅兼餐厅、爸爸的卧室和书房,三楼是女儿的卧室和书房及老保姆住的佣人房。他们家的两个卫生间最奢华,居然都是朝南的,早上在卫生间洗漱,阳光会撒满一整间房,据说,他们家的保姆初来乍到,常常喜欢待在卫生间里,磨磨蹭蹭不肯出来。

  阴面的亭子间被改造成了一间带拐角的厨房,带储物间和配餐间。他们家开饭最有意思,老保姆拿着托盘要从楼上下一层楼梯,一般是要跑三趟,第一趟的托盘里放的是碗碟、筷子和调羹,先布餐;第二趟托盘里至少放四个荤素菜;第三趟是大汤碗和米饭。如果有客人来吃饭,添菜加点心,那就要跑三趟都不止。

  我最佩服他们家老保姆的健步如飞,双手举着满满一托盘的盆盆碟碟,叮叮当当,楼上楼下,跑来跑去,那么陡的楼梯,汤水饭菜,一滴都不会撒出来。

  这是我见过的最有品位的家,中西合璧,粉绿色的团花老墙纸和满屋子的老红木家具,搭配出的优雅味道,如今是再也看不到了。

  他们的家是一个昆曲小社团,大露台就是票友们的戏台。要是赶上金桂飘香的季节,丝丝袅袅飘出的昆腔,混合在弥漫的花香中,那是只有诗里才会有的意境。

  有人跟我形容,当年这位女儿L小姐从弄堂走过,恍惚间像是看见安娜·卡列尼娜来了……她在1960年代初拍摄的一张照片,用“风华绝代”四个字来描述不为过:一件掐腰的亚麻短袖小白衬衫,扎在一条红绿相间的花裙子里,腰间还束着一条红皮带。精致的卷曲短发,衬着她小巧而同样精致的脸,她说,那时候她都是在锦江饭店烫头发。我认识她的时候已是中年,依然风姿绰约,风韵犹存。

  她的爸爸跟我爷爷颇有交往,我爷爷曾说过:“小伙子们别在她身上耽误时间,她眼光高着呢。”

  L小姐被上面的领导看中进入了市委的外事机构,她的英文是顶呱呱的,连宋庆龄都很赏识她。

  1960年代初,L小姐一次在接待一位北京领导时,相互惊为天人,天雷勾地火,引发了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。

  她是小姑待嫁,而这位领导则是在沉闷的婚姻中,早就想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。

  这位领导曾经是我爷爷的部下,是一位年纪轻、资历深、文化高、长得又帅的高级领导干部。比L小姐大十岁左右,两人很般配。

  那一段时间,这位领导多次往返京沪两地。最后一次,不知道什么原因,他妻子闹着一定要跟他来。结果,场面极为尴尬。最终,组织出面决定,两人断绝关系。

  L小姐随即被点了名,发了话,一抹到底,下放到一家外文出版社。从此,L小姐只能做文字翻译了,这倒也成就她翻译出了几部优秀的英美小说集。

  L小姐把这段你侬我侬的日子写成了日记,“文革”中被抄家抄了出来,被公之于众,传得沸沸扬扬。同时,造反派还把她的两双尖头皮鞋钉在了大字报上。

  “文革”后,两人渡尽劫波,再度重逢。可是,只能是远远的,望穿秋水。因为,他不仅官复原职,而且高升了,他的妻子仍然紧紧相随。

  她和他,一步之遥。后来,这位领导住进了康平路的独幢别墅,与她的家,又是一步之遥。

  她至死不再提那个人的名字,仿佛从未发生过。只有一次,她跟我说起老舍和赵清阁,那言谈间的悲凉和绝望,使我感到这段爱情在她生命中的残酷,那罗曼蒂克的玫瑰红色就如同是她身体里滴出的血。

  L小姐家住的那一片都是好房子。武康路上刘靖基副主席的故居,从外面看是多么的气派,李子云告诉我,那曾经是潘汉年在上海的府邸,她后来重新去小楼参加过一次宴请。“一进大门,只觉面目全非。在我记忆中原来十分洋气、明亮而温馨的客厅饭厅,现在一律换上了中式的朴厚凝重且有来历的家具,墙上层层叠叠地垂满古画,一片肃穆之气。连饭菜也是静安庖厨来做的。”我把李子云的话转述给L小姐,她讳莫如深地做了一个诡异的表情。

  我非常喜欢复兴西路上柯灵家的西班牙老宅子,陈国容校长的布置也很典雅,L小姐却不以为然。我也喜欢我们家的瑞金一路,充满温馨,她还是不以为然。只是说起我爷爷安亭路的旧居和巴金武康路的家时,她基本表示认可,但一定要补充一句,巴金住淮海坊的时候,外宾可都没法去。

  所以,我跟她开玩笑,说:“能让你看得上眼的房子,只有对面的宋庆龄故居喽。”L小姐很可爱,听了这话并不生气,因为我俩心照不宣,都知道指的是康平路。她仰头大笑的神情很动人,那段爱情是深入她骨髓的,我始终相信。

  1990年代的某一天,我们家突然出现了六十多岁的老太太,其实她真的不显老,很会打扮,也看得出是位漂亮人。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耳朵上的一对珍珠耳环,还有她脸上被精致的化妆修饰过的碎纹和腮红。

  她的到来,让我爷爷和阳翰老他们很高兴,因为她是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的小团员,当时只有不到十岁,是大家共同的小妹妹。这次久别重逢,老朋友们自然是相见甚欢。

  老太太的经历,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并不离奇。1957年,她随着被错划为“”的丈夫分配到了一个北方海边小城市,这已经算是幸运的了,据说差一点被分到山西去挖煤。好在小城里还有个剧团,她继续做她的小演员,但总是演配角,尽管她的水平是剧团里公认出众的。

  她是好人家的女儿,家族中出过几位半红不紫的地方名人。祖上富足殷实,在青岛海边还有房产。她的家人很多都远走香港、美国。

  戏班子里的嘴,澡堂子里的水。在那种人鬼不分的混沌世界里,她的好教养使不上,首先她要生存。

  在她那张精心保养的脸上,看不出岁月的沧桑。可以想见,她是如何在逆境中挣扎的,出人头地不再是她的目标,活着,必须还要活得好!她顽强地保护着自己,小心地守护着内心中那份养尊处优的脆弱。

  这次赴京,朋友们的热情强烈地鼓舞了她。回去后,她常有书信往来,让这份热度始终不凉下来。

  不久,她的丈夫去世了。她再一次赴京,探亲访友。在朋友圈里,她是个点赞派,具有薛宝钗的气质,毕竟是客居嘛。

  说来也巧,一位戏剧界的老领导刚刚失去了妻子。这位老领导因为有着隐蔽战线的背景,位高权重,在文艺界说起话来很有分量。他的太太自始至终都是位美人,她身形笔挺,头发像宋美龄那样常年盘着发髻,八十多岁仍然穿高跟鞋。虽然只演过一部电影的配角,但在家里她绝对是丈夫说一不二的领导。

  老领导的家,被精明强干的夫人打理得井井有条,布置得每一处都可以入画,几十年的老保姆更是忠心耿耿。他们的子女均在香港、深圳打拼,他知道,自己还有些余威,可以为子女铺路。可是如今,人去楼空,老领导每天对着落日想掉泪……

  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。这时,北方小城来的那位S女士粉墨登场了,她跟老领导是抗战重庆“雾季公演”时的老相识,S女士在老领导的眼神里找到了当年小姑娘的感觉。

  老领导的洋楼空着很多房间,平时只有他和保姆两个人,秘书、司机不住家,白天才来上班。于是,S女士的轻盈体态和欢声笑语,让老领导毫不犹豫地发出邀请,请她到家里来住:“不要再麻烦亲戚们啦,我这里大得很……”S女士当然不会推辞,爽快地答应下来。第二天,老领导就派司机,把S女士接到了家里。

  ,巴金来到杭州西子宾馆来拜访夏衍。住进北京中心地段、独幢洋楼、宽敞套间里的S女士,找到了电影里做贵妇人的感觉。晒着暖意融融的太阳,望着郁郁葱葱的花木,她坚定地认为,这才是她下半生应该过的生活。

  很快,她就进入了角色,扮演起了女主人。S女士是老领导的客人,自然首先是出得厅堂,但是要进入一个家庭的内部结构,S女士知道必须下得厨房。

  初到,S女士的几道川味小菜打动了老领导的胃,她开始大显身手了。每天更迭菜谱,变换花样,调配营养,把保姆老阿姨指挥得团团转。她的指手画脚,招来了老阿姨在她汤碗里放了一勺盐的报复……

  抓住了胃,还不够,抓住心是关键。S女士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,她读过书,知道文艺界的事情也不少。她鼓励老领导写回忆录,要让老领导一肚子的故事流芳百世,这是打到七寸上去了。老领导好文墨,也爱书香,没有一本传世的著作怎么能巩固他文艺界领导人的地位呢?可是,毕竟已是年近古稀之人、力不从心……S女士想出了一个谈话录的形式,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“口述历史”。她亲自上阵,边录音边记录边整理,每天上午雷打不动,一时间进展顺利,老领导的信心爆了棚。

  我爷爷每年秋天的生日,是文艺界朋友聚会的日子,特别是“二流堂”,每到这一时候,我们家的院子里高朋满座。这一年,S女士也来了,她坐着老领导的轿车,还带着老领导的儿子,捧着特地去北京饭店订制的大蛋糕。

  这次见S女士,她一脸的春风得意,耳朵上换了大粒的珍珠耳环,面颊上的腮红欢快地跳跃着,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

  她是场面人,拉着老领导的儿子到处给朋友做介绍,说:他是代表爸爸来给夏伯伯祝寿的……云云。看得出这位腼腆的中年男人很不自在,表情勉强得很。

  S女士喜欢在老领导耳边吹风,说:夏公家总是人来人往,很热闹,而咱们这边儿却是冷冷清清……

  其实,我爷爷和老领导的关系,哪有她插嘴的份儿。有一年春节,我爷爷腰疼得厉害,但是,他仍然按原计划,大年初二去了老领导家,借登门拜年聊一聊文艺界的情况。那天,是我陪着爷爷去的,我一手搀着他,一手夹着一个大厚海绵靠垫,待他在沙发上坐好后,立即将靠垫放在他的腰后。老领导的女儿看到,还特地对我说:“其实你不用带,家里有的……”

  “思想解放”一直是个很时髦的东西,S女士也很爱掺和,对于文艺界左和右的话题,她有着自己的的立场,她试图以此影响老领导。

  文联剧协党组成员在老领导家开会,她硬是搬来藤椅,坐在老领导身边,参加了会议,而且要左右老领导的表态。这件事传了出来,一片哗然……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过,家里人是不能参与爷爷任何公事的,很多场合必须回避。

  大概老领导也觉得事态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了。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老领导在香港工作的女儿,他的女儿下令S女士限期离开他们家。

  走的那天,S女士失了风度,一步三回头,还故意制造了一次误车事故。但是,老领导的女儿是个狠角色,勒令司机买几点几分的火车票,当晚必须不打折扣地将她送走。

  其实,S女士还是不懂老领导的心,老领导并不想要什么夕阳红,更不想由此破坏稳固的家庭结构。

  她最后终于写成了一本关于老领导的书,里面收录了当年的谈话录。老领导的女儿手眼通天,压了这本书近二十年不让出版。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,是在前几年,山东一家画报出版社给她出的。其中还有几处写到了我,在她的描述中,我要叫她:S奶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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